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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计划5年总结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空气净化网 时间:2019-03-21
摘要:今年11月初,鲁白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举办了一场讲座,面对台下数百名华人学者和留学生,他一开场就把演讲的题目打

今年11月初,鲁白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举办了一场讲座,面对台下数百名华人学者和留学生,他一开场就把演讲的题目打在大屏幕上:Tostayortoreturn(留下还是回去)。这个问题不仅是当天与会者最关心的,也是多年来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和留学生们讨论最多的。

六年前,鲁白在一位华人科学家的家里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天的聚会。当时的参加者还包括施一公、饶毅等在美国生命科学领域已是卓有成就的华人科学家。话题的焦点不知不觉就集中在了一个问题上:Tostayortoreturn。

如今,鲁白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这一次,他是以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的身份到访哈佛的。当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施一公现在已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那次家庭聚会的另一个参与者饶毅今年刚刚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的位子上届满,他和施一公一起因为时常对国内科研文化与体制问题发表独立的看法,而成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海归科学家。

鲁白的前半生就像是一个“美国梦”:从他“上山下乡”所在的上海郊区农场考上大学,再赴美读书,取得博士学位,最终留在美国工作,直至在世界顶级科研机构里领导一个团队。如今,他回到国内重新开始,他的选择无意中又契合了最近一年来才为人们所熟悉的另一个名词——“中国梦”。

从人才流失到人才回流

鲁白的经历在中国的一代人里很有代表性。他们出国又回国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方面的重视。2007年,美国民间智库考夫曼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报告,首次提出了“人才回流(reversebraindrain)”的概念。这份报告指出:美国正在遭遇历史上第一次人才流失,那些来自印度、中国的技术移民正开始“回流”到他们的母国。

自“考夫曼报告”提出“人才回流”现象以来,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出现,人才从欧美发达国家回到新兴国家的趋势日益明显。2005~2010年,巴西旅居国外的人数从400万减少到200万,最近两年,在该国合法居留的外国人数则增长了50%。巴西甚至称,他们正在变成一个“新移民国家”。

而对于中国来说,没有出国潮,就没有回国潮。

1982年是恢复高考后第二届大学生的毕业季,改革开放政策也已推行开来。出国深造成为有志于科学事业的青年学生的首选,鲁白也不例外。当他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时,已经联系好国外一所大学并得到了奖学金。但在办理出国手续的过程中,却遭遇了新的出国留学规定,生生地将他拦在国门之内。同时,他也错过了考研与工作分配的好机会,只能“沦落”到去浦东陆家嘴附近的一所师范学校去教书。教了一年生物学以后,鲁白考上研究生,再次回到大学读书,也重新燃起了出国深造的希望。1985年,他和住对面床铺的室友饶毅一起,在离研究生毕业还差一年的时候,就拿到了赴美签证,成为全班最早自费出国留学的两个人。

在鲁白与饶毅的带动下,他们的研究生同学几乎都选择了出国,且大多没有回来。这样的出国热潮,几乎贯穿了中国20世纪的最后20年。据统计,1990~1999年,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中,博士滞留国外的比例高达87%。《科学》杂志曾把中国的清华、北大称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严重的人才流失。1978年,文革刚结束,邓小平在要不要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时就表示,“即使1000人当中有100人滞留不归,还是有900人回国了。”到了1992年,他调整了表述——“中国不应该仅仅因为有一批留学生滞留不归就不再派学生到海外留学深造。即使有一半人不愿回国,还是有另一半人回国支持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发展经济和科技,就要依靠具备国外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也要“忍受”人才流失,这成为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才问题的基本状况。

然而,今天,是继续呆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已成为在美的留学生与华人科学家们不得不权衡的一个问题。鲁白读研时同寝室的4人中,已经有3人全职回国工作,其中包括于2007年率先全职回国的饶毅。

数字更能说明这一变化:1978~2007年的30年间,中国总共约有121万人到海外留学深造,但累计只有32万人回国。而在2008~2012年间,出国与回国的人数分别为140万和80万,短短5年里的回国人数就是前30年总和的2.5倍。2012年,留学人员的回国数量达到27.29万人,超过70%的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被一些机构称之为“史上最大回国潮”。

有人将目前发生在中国的人才流动趋势与日韩曾经的经历相提并论: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日韩两国就曾分别迎来了“海归”大潮。类似地,中国也是在举办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之后,紧接着出现了海外人才加速回流的势头。

这个类比隐含了一种期待:中国也将像日韩那样,在赢得人才这最后一项也是最具价值的生产力要素之后,完成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对此,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非常乐观,他认为,未来5年,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反超出国人数的历史拐点。

而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李侠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尽管美国最近经济不景气,但它拥有世界上最成熟的市场经济,具有自我修复功能。未来二三十年内,美国作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人才流入中心的局面不可能逆转。近年有人提出的所谓“人才抄底”是个伪命题。

站在哈佛的讲台上,鲁白用自己在美国24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来谈论回国的问题,这比各种争论显得更加直观。就在他此次到访哈佛期间,国内公布了旨在对高层次人才给予特殊支持的“万人计划”首批入选者名单。虽然媒体在对该计划的解读中,亮明它“是一个对国内高层次人才给予特殊支持的计划”,但又特别突出了入选“第一个层次”的是“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杰出人才”。显然,这样的人才几乎无一不具备海外留学的背景。

回家的诱惑

告别了美国东部小城贝塞斯达的蓝天白云,鲁白在努力适应北京的生活。他在清华的办公室里有一台价格不菲的空气净化器。不过,仍旧像美国人一样,他在窗台上摆了一张iPad大小的家庭生活照,而非国内流行的自己与领导人的合影。

“你可以抱怨中国的一切,但你唯独不能抱怨的一件事是在中国的机遇。”在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鲁白重复了这句海归们常说的一句话。

第一次出国受挫的打击,包括办出国手续时遭遇的办事人员的冷眼,曾令鲁白对国内的环境深深失望。当年临走时,他甚至决心“再也不要回到这个落后的地方”。

1998年,已出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的鲁白回国探亲。一位旧友请他去上海一家颇有名气的旋转餐厅吃饭。站在摩天大楼的60层俯瞰上海,这位已官居上海某国有企业集团负责人的好友自豪地指点着窗外说:“你看,黄浦江上的这座桥是我们造的,那条内环线是我们参与建的,那块地我们也批下来了……”顺着朋友的比划,鲁白看到,当年他曾教过书的陆家嘴,正在从荒凉的郊区变成上海最繁华的寸金之地。当他的儿时伙伴正在亲身参与这样一个令人激动的伟大过程时,他却只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

鲁白感到,他印象里的那个中国正在改变。伴随经济实力的提升,从1990年的“海归人员创业种子基金”开始,中国为留住人才、吸引海外人才,开始了各种积极尝试,其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有1994年中科院的“百人计划”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及1998年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

从1990年代末期起,鲁白开始涉足国内科研事务,担任科技部海外顾问,并参与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制定。他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建议,对科研人员的考核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国内专家,应该实施海外同行评议。这一建议很快就被采纳。如今,自然基金委是国内科学界公认的在科研经费分配上较为公平与透明的机构。此外,他还与饶毅、及另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梅林一起,创立了“鲁梅饶联合实验室”,即中科院上海神经研究所的前身。

根据2011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崔大伟(DavidZweig)对中科院海归科学家的一项调查,海归回国的最重要原因是“能在国内做自己的事情”,持这一观点的人占到35.7%,远远超过排名第二、三位的因素“在海外难以找到发展机遇”和“回国后能获得比国外更高的社会地位”。

回国的动力不只于此。当崔大伟在询问“为何海归数量上升”时,海归们最多的回答则是:“中国人不能融入西方主流社会”。

今年36岁、在美国最大的私立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斯克利普斯研究所做副研究员的王初,最近正在收拾行囊,准备回国。自本科毕业出国以来,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12年。但他始终觉得与这片土地没有感情。

“美国的人际关系确实轻松简单,每个人对我也很友善,但与他们之间无法建立较深的私人友谊。比如,如果我谈到自己小时候喜欢小虎队,他们能知道那是什么吗?”此外,由于是独生子女,王初的父母也很盼望他能够回国。根据国内媒体的一项调查显示,有90.9%的留学生因为不想远离父母而回国。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留学生来说,他们作为独生子女,与家庭的相互依赖程度比较高,“回家的诱惑”是回国的主要原因。

“人才抄底”

实际上,就在当年鲁白和施一公、饶毅等人在美国热烈讨论去留问题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与国内科学界实际的接触。鲁白以智囊角色为国内建言献策,饶、施二人已成为国内一些科研机构的客座教授。他们对要不要全职回国工作的讨论,也反映出在2008年之前,国内的各种人才计划尽管也吸引了一批海外学者,但在总体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对此,长期研究中国科研人才与制度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副教授曹聪指出,已经回来的人才里出类拔萃者并不多,海外留学生中那些最优秀和最出色者如鲁、饶、施,因为个人或体制等问题尚没有“全时海归”。这使得原本仅负责管理党的高层次干部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科教部门实施了诸多吸引海归的“工程”“计划”之后,不得不亲自出马充当“猎头”。

2008年12月,中组部颁布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俗称“千人计划”。这一计划被美国学者形容为“极具雄心”。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虽然还不能向美国一流大学正教授的水平看齐,但也是国内各类人才计划中最高端的项目。

饶毅与施一公成为“千人计划”第一批引进的人才,也是这一波回国潮里最具国际声望的科学家。“千人计划”原本旨在5到10年内从海外引进2000位专家,但实施近5年来,人数已大大超过预期。截至2012年底,引进的“千人”已达3319人。

在“千人计划”催动下,各地纷纷建立“人才办”,推出配套的“地方千人计划”和其他名目的人才计划。比如,北京的“海聚工程”、湖南的“313计划”、苏州的“姑苏人才计划”、杭州的“5050计划”,同时设立留学生创业园、海归创业园等。截至目前,全国已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基地112个,留学生创业园260多个,吸引入园企业超过1.7万家,吸纳在园创业留学人才4万多名。

对国内此种做法,曹聪称之为“人才大跃进”。他说,依靠“计划”与“工程”来引进人才,会令政府与科研机构将引进人才当作一项政绩,令人才难以真正发挥作用。“这些人回来转一圈就拿那么多钱,肯定会引发很多问题与矛盾。

矛盾的根源是“千人计划”的“超院士待遇”引发了国内研究人员的不满。由于目前国内科学界的领导人物也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所以有人将这种矛盾看做是新海归与老海归之间的利益冲突。2011年,饶毅与施一公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双双落选,就被看成是这一矛盾最直接的体现。

李侠认为,“海派”与“土派”之争,目前已经被极度地表面化与庸俗化,却恰恰遮蔽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即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长期严重缺乏公正度。权力与利益之争,是这种扭曲政策带来的结果,而非问题产生的原因。

“千人计划”还存在其他方面的隐忧。2013年5月,美国曼哈顿联邦法院指控纽约大学中国籍教授朱宇东等人,涉嫌向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位于深圳的一家研究院提供关于磁共振成像的非公开信息,以换取学费、房屋租金和其他费用。其中,朱宇东为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引进的“千人”。此事发生后,有评论认为,这是美国政府有目的地利用法律手段向中国的人才计划“开刀”。

之所以能够让美国找到阻挠中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路子,是因为部分“千人”确实存在着“两边通吃”的情况,即继续维持国外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的同时,又回国拿高额薪水。

鲁白指出,随着中国吸引人才的力度与规模越来越大,有越来越多的高端海外人才回到国内,这已经引起了欧美等国的高度关注。在这个时候,国内的用人单位与科学家本人就要更加小心,不要因一己私心而触犯法律。

“千人”之后

曹聪对现有信息进行梳理后发现,真正回来的“千人”恐怕不超过10%。他说,“启动千人计划时,是希望能真正吸引回来一些‘大牛’,但从现在的效果来看,像饶毅、施一公这样的仍在少数。”

李侠则认为,国家把钱花在人才身上,总比用在其他地方要好。但值得讨论的在于,一些“千人”在引回来的时候已处于学术平台期或下降期,国家实际上是在为他们过去的成就买单。同时,这样的人一般年龄都有四五十岁,由于家庭因素,客观上也难以做到全职回国。

2011年,一项算是对“千人”的弥补计划——“青年千人”开始启动。这一计划面向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并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40岁以下青年科研人才,同时强调要全职回国。此前,“千人计划”曾因引进步伐过快而饱受诟病,“青千”明显放慢了步伐,计划每年只引进400名,到2015年共引进2000名。

王初就是在“青千”的召唤下回国的。他研究的方向叫化学生物,是最近几年刚刚发展起来的比较新的领域。在美国,这个领域内的人才已经有很多,竞争激烈,加之最近美国经济状况不佳,想获得充足的经费支持并不是那么容易。但在中国,由于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还很少,他会获得更多资源来从事自己想做的研究,并会更加容易崭露头角。因此,王初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理由不回来。

“青千”得到了鲁白、曹聪与李侠的一致认可。李侠指出,博士生与博士后是最富创造力、最有战斗力的群体。由于他们比较年轻,还没有子女就学等问题的困扰,也更容易在国内真正扎下根来。

除了“青千”,“千人计划”序列里还包括“外籍专家千人计划”与“顶尖人才和创新团队项目”。后者将目光瞄向了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等10项国际大奖的著名科学家,这可能会带来更大争议。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法国病毒学家吕克·蒙塔尼曾试图进入“顶尖千人计划”,但没有通过中方的专家评审。这位78岁的老人曾因共同发现艾滋病毒而闻名,但他目前最感兴趣的却是“高度稀释的病原体DNA所发射的电磁波”。尽管国际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个现象是无稽之谈,但蒙塔尼在2010年接受了上海交大的邀请,在中国继续他的这一“最新研究”。

对于“千人计划”,王辉耀看到了更多积极的方面。“如果没有‘千人计划’的推动,中国的绿卡制度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进行改革。”此前,中国的绿卡曾经号称“世界上最难申请”。但为配合“外专千人”的开展,2012年9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开始降低海外人才落户中国的门槛。他指出,不论是以何种方式引进人才,最终都都要落实在具体的签证、绿卡、入籍等这一整套保障体系上。因此,更重要的其实是绿卡政策,这才是中国持续引进海外人才的最基本制度。

曹聪认为:“说到底,中国仍在自上而下地、依靠政府行政手段来引进人才,而不是每一家研究机构与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自发地来引进人才。政府本应该做的,是制定好政策,建设好制度,为这些海外人才的回国铺平道路,但现在,却从裁判员变成了运动员,亲自上阵去猎取人才。”不过,国内专家也指出,如果没有中组部介入,很多配套政策不能得到落实。实际上中组部做的是推动和界定政策,直接操盘的是大学和研究所等具体单位。

曹聪说,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变得富强起来,相应地就会出现人才回流的趋势,如台湾地区在1962~1985年间,只有4%的留学生回来;但从1980年末期开始,留学生回归率开始上升,达到34%。台湾出现的海外留学生回归浪潮,不仅是对其高科技领域新的、不断增加的机会的一个积极回应,也与当时台湾的政治控制有所放松及民主进程有重要关系。如果想要吸引那些留居国外的人才回国,除了优厚的经济条件与机遇,一个稳定、法治和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也同样重要。

与前辈海归们有所不同,对于更年轻一代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主要看重的是个人的事业追求与物质生活条件。“其实也不能苛求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曹聪说,即使面对祖国积极提供的各种人才引进政策,他们也只会在不给个人职业前景带来损害的情况下回国做贡献。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要真正吸引海外人才的回流,还有很长的路的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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